那还是在1977年，我插队的小山村坐落在半山腰上，山上有一大片竹林，经过竹林的小路上常有蛇出没，我们知青点就在竹林旁边，因此每天不等到天黑，我便早早地关好门，不敢迈出门槛半步。

那年春天，几阵春雨过后，竹笋便噌噌地拔节，于是上山拔竹笋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一个无风的夜里，鸡犬的叫声随着夜色渐渐停了下来，村里像往常一样一片宁静。我刚想睡觉，忽听见一声猫头鹰的嘶嚎，接着山上飘来微弱的呼救声，片刻，听到屋外一个汉子高声呼喊：“山上有人呼救，一定是被蛇咬伤了，跟我去救人啊！”那时的我胆子小，怕蛇，所以不但没有出门，还悄悄地拉灭了昏黄的电灯，躺到了床上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

许久，听到有人被抬下山来，路过我们知青点时，我从杂沓的脚步声里听出了刚才那个汉子的声音，他气喘吁吁，急切地说：“我还行，抓紧把他送大队医务室。”这时候，我才听出来，他是生产队里的共产党员——李哥。

回家时，我告诉了父亲这件事，说自己太胆怯了。父亲没有责备我，只是轻轻地念道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个“七级浮屠”是什么。如今我想，父亲这个老复员军人、老共产党员，后来千方百计让我参军，到部队的“大熔炉”里锤炼，或许就是为了让我不再懦弱吧。

回到村里，已经是五月，乡野到了最美的季节，山上叫不上名的各色野花竞相开放，红的、黄的、白的，五彩缤纷。一天，我接到去大队开基干民兵会议的通知，就早早吃完晚饭，趁着天没黑，拿起了手电走上了乡间小路。猛然间觉得右脚背被蜇了一下，低头看去，只见一条比筷子稍长的小蛇正要仓皇逃窜，我毫不犹豫地抬起穿着塑料凉鞋的右脚，狠命朝蛇头跺下去，那条蛇一下子不动了。接着我满不在乎地在路旁的溪水里冲了冲伤口，迅速地赶到了会场。

没想到，民兵营长形势报告还没讲到一半，我的右脚已经像发酵的馒头般肿胀起来，连凉鞋也穿不上了。在会场压阵的老支书听说后，一边立即背起我往医务室跑，一边招呼人赶紧通知赤脚医生做好救治准备。在挤出黑血、清洗伤口、敷药和吃解蛇毒的特效药……一阵忙乱后，经验丰富的老赤脚医生料定我是被蝮蛇所伤，幸亏救治及时，否则，腿恐怕就保不住了。

直到此时，老支书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又背起我往他自己家走去。边走边数落我是个傻孩子，不知轻重，万一有个好歹，他怎么向我父母交代啊。安顿我在他家住下后，又叮嘱我先别告诉家里，免得家人担忧，他的细心与体贴让我很感动。

至今我还记得老支书的模样，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，脸庞瘦削，身子骨并不硬朗。老支书的家除了孩子多，几乎没一样像样的家具，但每顿开饭，那几个孩子都一样的懂事，专为我做的鸡蛋羹，或鸡蛋炒丝瓜，他们谁也不下筷子，总是夹点小菜便远远地走开，到旁边去吃。

几个月的插队生活，我深知那几枚鸡蛋，是平日里庄稼户们舍不得吃的，有时用来换油盐酱醋，有时交孩子们的学费，有时老支书会换一包9分钱的大丰收牌香烟，我在的日子里，他们更节省了。

如今，在城里，日子富足了，我还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插队时深夜上山救人的李哥，想起老支书用小汤匙一勺一勺为我舀鸡蛋羹的情景，想起这两位党员朴实又高尚的精神。

（摘：盲人月刊2021年02期）